破解千年難題 凸顯治理優勢

　　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國家基本實現工業化、城鎮化，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發生歷史性轉變，反貧困取得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形成。

　　辛鳴[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背景下、在發展中國家的起點上，通過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走出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雷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齊衛平（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

　　我國脫貧攻堅的成就不僅使貧困群眾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貧困地區面貌明顯改善，而且也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話題緣起：今年是決戰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中華民族千年來“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將變為現實，絕對貧困這個困擾中華民族的“千年難題”將歷史性地劃上句號。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那麼，我們黨是怎樣帶領人民破解這個千年難題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又是如何帶領人民向貧困開戰的？70多年來反貧困的“中國之治”如何體現治理優勢？我們特邀有關專家就此進行探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難在哪裡

　　主持人：在本世紀初我國已經總體實現小康，但這一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難點問題是什麼？

　　辛鳴：總體實現小康之后，雖然經過隨后的發展，低水平問題有了根本性改變，但是不全面、不平衡問題仍然存在，甚至在較高發展水平的映襯下顯得反差更大。如果我們在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上完成了目標，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沒有解決，短板依然存在，就不能算真正實現了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不僅是“小康”，更重要的是“全面”。越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小康社會的建設越要在“全面”上下功夫。

　　全面小康，覆蓋的領域要全面，不能只是經濟上的小康，而是“五位一體”全面進步。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協調發展。如果經濟社會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如果人民群眾在吃飽穿暖后卻發現喝不上干淨的水呼吸不上清潔的空氣，如果國家治理水平、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短板不能及時有效補上，經濟上達到的小康也隻會曇花一現。

　　全面小康，覆蓋的人口要全面，不能只是一部分人小康起來，而是惠及全體人民的小康。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先富帶后富要體現在后來者實實在在的生活境況改善上，不能用平均數掩蓋大多數，更不能讓貧困人口通過統計數字“被小康”。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打好脫貧攻堅戰的道理所在。

　　全面小康，覆蓋的區域要全面，不能只是東部小康、城市小康，而是城鄉區域共同的小康。全面小康的進程是不同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基礎設施通達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之間差距不斷縮小的正向反哺的發展過程，而不能是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慣性拉大的反向汲取的發展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是一個“數字游戲”或“速度游戲”，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目標，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如果小康社會的建設成果不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發展速度再快、統計報表再漂亮也是沒有意義的，這樣的全面小康就不是貨真價實的小康。

　　當然，全面小康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水平小康”。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發展差距較大，生產力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要求全國各地都絕對地“齊步走”，同步達到全國平均水平不現實，要求14億人都達到同樣的收入水平，過上同樣的生活更不現實。更何況城鄉區域之間生活成本特別是居住成本很不一樣，光看收入水平也不見得全面反映真實情況。一定要辯証地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面小康。

　　決戰脫貧攻堅成為決勝全面小康的硬仗，沒有全面脫貧就沒有全面小康

　　主持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在今年重點經濟工作中，被列為三大攻堅戰的首要任務。請您談談決戰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的關系。

　　齊衛平：眾所周知，經濟落后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起始條件，長期以來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訴求。改革開放歷史抉擇把中國人民引上了富裕之路，老百姓的“錢袋子”逐漸鼓起來，群眾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但14億多人口以及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國情下，完全解決貧困問題必然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尤其是一些偏僻農村、邊緣地區扶貧幫困難度很大。決戰脫貧攻堅成為決勝全面小康的硬仗，沒有全面脫貧就沒有全面小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了目標任務：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為決勝全面小康部署的攻堅戰役，黨中央不斷採取精准扶貧的重大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底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我國脫貧攻堅的成就不僅使貧困群眾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貧困地區面貌明顯改善，而且也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扶貧經歷了哪些階段

　　主持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扶貧事業經歷了怎樣的歷程，可否請您介紹一下？

　　雷明：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具體來說，可以分為八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救濟式扶貧（1949—1979年）。救濟式扶貧被形象地描述為輸血式扶貧，是以政府為主體，以國家財政為支撐，以財政補貼、實物救濟為主要手段的政策體系。賑濟災荒是新中國成立后農村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福利思想的一種延續。1949年蘇北、皖北、山東等地區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水災，據統計，在5年抗災時間內，受災農民從各級政府獲得的救濟經費將近10億元﹔直至改革開放，救濟農村貧困戶的撥款高達22億元。除此之外，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以無償發放或低息、無息貸款的形式向農村貧困戶發放大量生產和生活資料。1963—1970年，中國農業銀行每年向生活、生產困難的貧下中農戶發放專項貸款5000萬元。

　　第二階段是以工代賑式扶貧（1979—1985年）。這一階段的扶貧工作往往被研究者形容為“體制性改革扶貧階段”，即通過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獲得扶貧成效。農村土地制度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聯產承包制的轉變，極大地調動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給農村的生產帶來了新鮮氣息。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為市場經濟體制，農民通過出售富余農產品和勞動能力換取額外的收入。但就狹義的直接扶貧而言，80年代的扶貧工作顯現出由無償救濟為主到幫助生產為主、無償救濟為輔的轉型特征。提供信貸資金、實施以工代賑、擴大就業機會等成為了扶助貧困農戶的重要手段。

　　第三階段是以縣為中心區域式扶貧（1986—1993年）。市場化經濟改革的開展不僅帶來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經濟的迅猛增長，也造成了地區、個體間在收入、能力、生活水平、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扶助一些發展緩慢的地區和部分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落后的個體成為當務之急。1986年6月，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的成立標志著今后貧困地區的開發工作和政策制定有了統籌和協調的領頭單位，也標志著以開發式扶貧為方針的專項扶貧的開始。同年，扶貧工作被列入“七五”計劃。從計劃、組織、規模而論，1986年開始了我國開發式扶貧工作的全新階段。就在這一年，“貧困縣”的概念開始出現。

　　第四階段是八七扶貧攻堅（1993—2000年）。為了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1994年4月15日政府發布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八七攻堅”的名稱直接顯現了中國反貧困的堅定決心和宏偉雄心：“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同年，中央決定將縣設為脫貧工作的基本單位，重新劃定了貧困縣的標准，不僅設立了1992年人均純收入400元的入選標准，而且設立了700元的強制退出標准。根據中國農村貧困監測調查資料，1997—2001年間，國定貧困縣累計扶持農戶3073萬戶，扶持人口12469萬人次。以年均脫貧人口而論，1997—1999年達到了扶貧攻堅的一次高潮。

　　第五階段是整村推進式扶貧（2001—2010年）。整村推進是甘肅省率先提出的新形勢下的扶貧方式，是以區域貧困為核心問題的扶貧新思路的探索。其主要特征為以貧困村為基本單位，整合領導力量、工作力量、扶貧資金等單位內扶貧資源，進行扶貧綜合開發。主要工作內容不僅包括傳統扶貧工作的改善基礎建設、穩定解決溫飽問題，還創造性地納入了能力建設、民主建設、管理水平等社會性因素。

　　第六階段是集中連片特困區式扶貧（2011—2013年）。2011年4月審議通過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以下簡稱《綱要》）是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我國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文件指出，我國扶貧開發整體上已經從解決溫飽進入“兩不愁三保障”的新階段。絕對貧困的問題已經得到初步解決，縮小發展差距、調節收入不平等、提高發展能力成為了急需解決的問題。過去的扶貧工作經歷了由片區到縣，由縣再到村的扶貧單位變遷，《綱要》的提出再一次將片區作為扶貧的主戰場，也是針對區域發展差異格局的政策性調整。集中連片貧困區多數是老區、邊境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生態環境的脆弱性是其共同特征。以片區為組織的扶貧攻堅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跨省合作協同發展。

　　第七階段是精准扶貧（2013—2017年）。2012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把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標志著扶貧攻堅戰的全面打響。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視察時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貧”概念。“貴在精准，重在精准，成敗之舉在於精准”成為主旋律。此后，精准扶貧的概念不斷深化、細化。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精准扶貧在內容上主要涉及精准識別、精准幫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大方面。這四個方面並不是相互割裂、平行的，它們彼此勾連，勾畫了精准扶貧的全過程。其中，精准識別是基本前提，精准幫扶是政策核心及主要舉措，精准管理是重要保障，精准考核是提升成效的重要手段。

　　第八階段是深度扶貧（2017年至今）。習近平總書記於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講話圍繞著深度貧困的中心議題展開。他點明，深度貧困是現階段扶貧攻堅的重難點。他總結了深度貧困地區的普遍特征，分析了深度貧困的多維成因。在談及社會發育滯后、生態環境脆弱等深度貧困成因之余，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要對因病致貧問題給予特別關注，即關注系統問題之外的個人問題。十九大報告著重強調，要集中力量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任務，確保脫貧目標的實現。

　　新中國取得的社會民生成就足以載入人類社會發展史冊

　　主持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不斷努力，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李培林：第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隻有10至20多美元，相當於西方發達國家18世紀中期水平。從1949年到1978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緩慢﹔到197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190美元。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01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多美元﹔2015年，達到8000美元﹔2019年，達到約10000美元。我國從總體上進入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國家基本實現工業化、城鎮化。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特別是1978年以后，改革開放提供了強大的發展動力。一方面，我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另一方面，已經由原來的農業和農民大國逐步轉變為新興的工業大國，城鎮化水平大大提高。目前，我國的城市數量達到近700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0多個，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8個，10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3個﹔另外，還有18000個小城鎮。2018年，我國大陸有15個城市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為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建設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第三，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發生歷史性轉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口結構的特征和類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由最初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類型，過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類型，再轉變到目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類型。

　　促使我國人口轉型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和計劃生育政策。隨著我國人口數量得到控制，人口素質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改革開放前的不到5%提高到2018年的50%以上，有專門技能人才的比例以及勞動力的整體素質都大幅度提高。1949年，由於戰亂、貧窮和疫病等原因，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隻有40歲左右﹔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提高到68歲﹔2018年，則進一步提高到77歲，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第四，反貧困取得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就致力於開展減少貧困的工作，在低水平上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大多數人免於飢饉，全國根本性的貧困問題得到緩解，貧困人口呈下降趨勢。但是，由於我國發展道路上的一些波折和失誤，直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我國仍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龐大的10億多人口中，我國當時84%的人每天的生活費，尚達不到每人每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力推進反貧困事業。2013年至2019年，832個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長9.7%﹔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貧困群眾“兩不愁”質量水平明顯提升，“三保障”突出問題總體解決。

　　第五，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形成。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國在城鎮國有部門逐步建立起比較齊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基礎保障。但由於中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較小，社會化程度低，保障功能較弱，而且撫恤救濟標准長期不變。改革開放以來，針對當時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不合理的問題，從1984年開始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探索。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項決定系統地提出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方案和框架，即逐步轉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以便與經濟體制的改革相適應。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及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2006年，我國取消農業稅，結束了農民2600多年來種糧納稅的制度﹔而同年提出的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則結束了中國千百年來農民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按照兜底線、織密網、建機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還提出了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社會安全網體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裡程碑意義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月份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指出：“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收官，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中具有怎樣的意義？

　　辛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中國現代化站上了新起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裡程碑的意義。隨著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更加堅實﹔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提高，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邁出了堅實步伐﹔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在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方面有了巨大提升，等等。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基礎，中國現代化的內涵可以更加豐富，標准可以不斷提高。20世紀末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目標是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黨的十九大，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時間沒有變，現代化的標准卻在提高。首先是把“基本實現現代化”作為第一步走的目標提前到了2035年，到2050年的第二步走的目標則提升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從“現代化國家”提升為“現代化強國”，而且現代化的內容也更加全面，在“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之后又加上了“美麗”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拓了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幾十年來的小康社會歷史進程，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背景下、在發展中國家的起點上，通過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走出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這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社會整體走向現代化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出一條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彰顯治理優勢

　　主持人：世界各國都有自己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大致可分為三類：資本主義類型、社會主義類型和混合類型。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辟了一條怎樣的道路，體現出我國的治理優勢？

　　辛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在歷史長河中永葆生機、勇立潮頭，必須大踏步趕上時代的步伐，走向現代化。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帶領人民迅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是旨在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設想和推進的小康社會實際上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所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目標也是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安排。

　　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但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並非隻有一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出一條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彰顯出我國的治理優勢，這一優勢鮮明體現在中國制度科學管用上，中國制度具有合實際、合規律、合目的的制度邏輯。合實際，是指中國制度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國情實際和時代實際﹔合規律，是指中國制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制度發展規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充分發揮優勢和潛力﹔合目的，是指中國制度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也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現代化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間正道。

　　（主持人：肖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