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市大方县雨冲乡油用牡丹种植示范区。（资料图）

　　本报记者唐园结王磊肖克冯克刘久锋李纯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彼时，这里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人们在“越穷越垦、越垦越荒、越荒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苦苦挣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不得不靠政府救济为生……“老、少、边、山、穷”等众多标签集于一身，让这里成为西部乃至整个中国“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典型。

　　如今，一连串数字道出了这里的沧桑变化：585.02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从65.4%下降到13.19%，森林覆盖率从14.9%上升到50.28%……地处乌蒙山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奇迹跨越。

　　脱贫大决战，重上乌蒙山。

　　1988年，从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试验区开始，除了让一方百姓脱贫奔康，毕节的扶贫工作还承载了更重的使命——为我国减贫事业贡献毕节经验。事实证明，毕节不辱使命。

　　30年来，毕节始终把扶贫作为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锐意创新，同心攻坚，形成了“大合作、大党建、大产业、大生态”的“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毕节的探索实践，称其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有重要示范作用。

　　一路行来一路歌，扶贫开发的毕节经验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沉淀扬弃，在全国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冲刺的时间节点上，这个当年全国的贫困典型创造的摆脱贫困的典型经验，对啃下“最硬的骨头”，攻破“最后的堡垒”，示范意义不言而喻。

　　初夏时节，本报采访组深入毕节，翻山越岭、进村入户，一路探寻、一路思索，以期勾勒出毕节在这场脱贫攻坚战役中可资借鉴的行军路、作战图。

　　大合作聚合大扶贫——

　　对于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的地区而言，外部“输血”帮扶是增强内在“造血”能力的必由之路。毕节探索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中央部委、一线城市、民营企业联手进行“大合作”，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劲动力。毕节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5月24日，当人们看到统一身着红色T恤的1500人浩浩荡荡抵达毕节的场面，还是颇受震撼。“这是恒大集团第三批支援乌蒙山脱贫攻坚队的队员。”恒大集团副总裁、扶贫办主任，挂职毕节副市长姚东介绍说，加上第一批先遣部队和第二批各级职员，总计2108人的恒大脱贫攻坚队会师乌蒙山。

　　一家民营企业调动全集团的力量和资源帮助一个地区展开脱贫会战，企业高管挂职担任地方领导干部，在所有区县成立扶贫分公司……相信这在世界减贫史上必定是前无古人之举，而这一场景也只是毕节在“大合作”聚合“大扶贫”力量方面创新探索的一个生动案例。

　　就像幸福大多一样，而不幸各有不同，每一个地方的致贫根源也不尽相同。河谷深切、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貌，把毕节农民困在穷山沟里，“种地种到边，开荒开到天。春种一大坡，秋收一小箩”的苦日子仿佛望不到头。

　　“要想富，先修路”，毕节人对这句话的感受比谁都深刻。可对于积贫积弱的毕节来说，钱从哪里来？生钱的门道又在哪里？

　　突破始于毕节试验区的成立。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牵头推动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积极参与，与毕节各县区结起了对子、连上了亲戚。民建中央帮扶黔西县、农工党中央帮扶大方县、致公党中央帮扶七星关区、全国工商联帮扶织金县……“同心产业园区”“同心助医工程”“同心智力工程”等帮扶项目落户1区7县，从单纯的咨询服务、技术培训发展到建言献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就业扶贫等精准扶贫的“五朵金花”。

　　九三学社协调上海雪榕集团投资8亿元支持大方、威宁两县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建设，建成1000个香菇种植连片大棚和7.9万平方米高档养菌厂房，新增加就业1400人。

　　全国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家到织金县招工30余批次，输出务工群众5191人，带动其他形式输出务工群众12.98万人次。

　　行走在毕节城中，不时能看到“同心”字样的题字和标语，这正是各民主党派同心奏响乌蒙山扶贫攻坚大合唱的鲜活证明。通过协调帮助试验区争取政策和项目，30年来累计引进项目925个，涉及资金1280亿元。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日益增强，为毕节扶贫开发奠定了资金基础。

　　钱有了，路就通了。如今毕节不仅实现了村村通油路，更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一条条公路将连绵的大山串在一起，疏通了导致毕节贫穷闭塞的“不畅经脉”。山依然高，路不再远，一批批黔货走出深山，天麻、竹荪、皱椒、茶叶……源源不断销往北上广深。

　　与此同时，“扶贫合唱队”的成员也在不断壮大——对口城市来了。1996年，深圳市对口帮扶毕节，累计新建、扩建104所医院、151所学校，缓解了30多万贫困农户的就医难，5万多名学生从中受益。

　　国家部委来了。2010年，农业部等17个中央部委和单位启动“威宁试点”，开展针对性扶持，威宁自治县于2014年实现了省内整县“脱贫摘帽”。

　　民营企业来了。在投入30亿元结对帮扶大方县的基础上，恒大决定再捐资80亿元帮扶毕节整体脱贫。在恒大的带动下，广东一力集团等27家上下游企业纷纷落户……

　　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参与的社会“大扶贫”格局，为毕节人奋力脱贫提供了资金和项目的持续支持。而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效能，毕节要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还是要靠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埋头苦干，闯出一条符合毕节实际的科学脱贫新路子。

　　大党建统领大扶贫——

　　能人带动始终是做好农村工作的一条铁律，决战脱贫更需要人才支撑和组织保障。精准选派“第一书记”，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以农民脱贫考核创业的科技人员是毕节的创新实践。事实证明，产业发展了，集体经济壮大了，农民共享到增值收益了，村干部说话就有了底气，基层堡垒就更加稳固、更有号召力。

　　先试验再示范，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推动方法。从试验区成立起，毕节就承担起“闯出新路子、探索新经验”的使命。而创新的源头在基层，创新的关键在人才。

　　“‘大扶贫’要由‘大党建’来统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说，把扶贫开发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强化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农村致富带头人“三支人才队伍”建设，让他们在基层一线创造更多的实招、新招和硬招。

　　军号一响风雷动。来自毕节市县的1998名干部奔赴扶贫一线任村“第一书记”，与2.65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携起手来，共同担当起40余万名群众脱贫致富的重任。

　　精准作为扶贫成败的关键，已成为共识；“第一书记”要在扶贫一线发挥更大作用，答案仍然是精准。毕节对“第一书记”进行精准选派，采用党政干部到难村、经济干部到穷村、政法干部到乱村、专业干部到产业村、离退休干部回原村的挂帮方式，实现1981个贫困村、219个软弱涣散村全覆盖。

　　在“第一书记”的协助下，威宁自治县658个村支部近年来调整了526个书记，选上来的都是有本事、有热情、能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

　　七星关区朱昌镇伍坪村返乡农民工唐鸿，创办兴泰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带动村里15户贫困户年均增收1.5万元，被村民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群众向党组织靠拢。仅2015年，就有3000多名农民青年递交入党申请，争做致富带头人。”威宁自治县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郑建旭说。

　　村集体无钱理事、债台高筑、运行不畅，村干部在群众看来可有可无，没有号召力。这是绝大多数贫困村面临的“空壳化”问题，也是脱贫难的组织原因。要让群众信得过，就得抓好村集体经济，毕节的办法是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按照‘政府+公司+党支部+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由政府投入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部分，作为村集体固定资产入股企业，企业每年按股分红给村集体，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相结合。”毕节市扶贫办副主任刘敬东说。

　　黔西县林泉镇引进和培育5家猕猴桃产业公司及合作社种植猕猴桃，政府整合水保、石漠化治理项目1260万元基础设施部分，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企业。通过初步测算，村集体可获得企业10%的股份。

　　钱有了，项目来了，怎么干？农民缺知识、缺技术的难题就显现出来了。“一场雨雪、一场疫病就可能导致一批种植养殖项目全军覆没，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毕节市农委总农艺师刘红梅说。

　　鼓励农技人员留薪留职到农村领办创办山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项目，是毕节的一项大胆探索，“搅活了一池春水”。毕节市级财政去年起每年安排1000万元，规定各区县至少配套2000万元，综合运用贷款贴息、参股、担保、先建后补等方式解决项目启动资金难题。

　　毕节市气象局观测科干部张翅在七星关区观音桥街道红堰村及其周边培养出100多名食用菌种植能手，这些人还经常到其他村寨、乡镇开展技术指导。目前，全市已批准423名农技人员领办创办项目373个，投入资金达7亿元。

　　如今，有些地方扶贫项目建起来了、盈利了，可跟农民没什么关系了。为此，毕节对创业的农技人员在考核上多了条硬杠杠：发展特色种植基地和养殖基地，必须至少带动20户贫困户共同发展。而加工流通企业和电商平台，必须至少带动50户、100户贫困户。

　　大产业支撑大扶贫——

　　打造扶贫产业，除了精准还是精准。精准选择，产业规划由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生态环境和供给需求说了算；精准发力，产业发展建立“全链式”扶贫机制；精准落地，升级利益联结方案让贫困户共享产业红利。毕节的思路，既解决燃眉之急，又保证长远发展，既合辩证法，又具方法论。

　　在大方县雨冲乡，由恒大集团帮扶援建的油用牡丹套种皂角基地已颇具规模。层层梯田向山顶盘绕，蜿蜒如春螺，披岚似云塔，赋予荒山生命的律动。

　　“目前，整个基地共种植油用牡丹6000亩、套种皂角4000亩，覆盖贫困户67户227人。”恒大集团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阮士恩介绍说，这种套种搭配兼顾眼前收益与长远效益。油用牡丹两三年就有收益，而套种的皂角一般7年才能结果，可以有效对冲市场风险。

　　“这个项目契合了毕节产业扶贫的思路，既解决燃眉之急，又保证长远发展。”农业部挂职干部、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一民评价道，一方面要按照市场需求选择短平快的产业项目，解决贫困户眼前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立足资源条件发展见效周期长的特色产业，避免走入产业同质化的“死胡同”。

　　然而，毕节耕地细碎坡又陡，如何在“巴掌坡地盖高楼”成为产业发展的第一道难题。

　　其实，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山高谷深的地形，恰恰造就了良好的天然隔离条件，且夏秋气温凉爽，病虫害不易传播，适宜发展生态农业；“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又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条件。

　　思路一变天地宽，穷山也能变金山。毕节着力发展山地特色高效生态农业，打造了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高山冷凉蔬菜、生态畜牧业、特色经果林、中药材、高山生态茶“六大农业板块经济区”，实现总产值450亿元，覆盖农户147.05万户、639.48万人。

　　“我们将产业发展链接到农户、科技、合作社、教育培训、特色品牌、龙头企业、融资、基地、园区等九大发展要素之上，形成了全链式的‘大产业’扶贫机制。”毕节市农委主任卢瑶说，在全市农业系统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初步建成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326个、规模化种植示范基地4000余个、规模化养殖基地857个，带动贫困人口19万人。

　　昔日“救命薯”如今变身“致富薯”，靠的正是这种“全链式”机制。2015年底，威宁自治县从山东滕州引进“三膜土豆”种植技术。“一层覆地膜、二层盖拱棚、三层罩大棚”，土豆1月份下种，4月份收获，提前上市1个多月，效益倍增。三膜土豆的成功引种，改写了威宁只产秋季土豆的历史，增加了土地利用率。俣合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卯昌福介绍说，示范种植亩产量约5000斤，每斤收购价超2元，亩均产值1万余元。

　　产得好，还要卖得出，卖上好价钱。2014年，毕节打造了贵州首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乌蒙山宝·毕节珍好”，威宁马铃薯、七星关白萝卜、大方皱椒、织金竹荪、赫章核桃……在同一个品牌下，抱团合力闯市场。去年，全市79家企业113个产品获得品牌使用权，总销售额突破3亿元，通过公用品牌效应实现农产品平均溢价30%以上，直接带动5万多农户增收。

　　产业发展了、品牌响亮了、收益增加了，如何避免“产业扶富不扶农，扶农却又不扶贫”？毕节给出了“五联”促“三变”的利益联结升级方案。

　　通过组织联合，培育壮大农业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市场经营主体；通过产业联动，推动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向优势区域集中；通过资金联手，以“特惠贷”为抓手形成互助资金使用办法；通过市场联通，突出“农超对接”，用好“对口市场”，发展电商市场；通过利益联结，强化农户、村集体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在“五联”的基础上，毕节更好地实现了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目前，开展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乡镇，贫困户年人均增收8139元，村均年营收5.8万元。

　　大生态推进大扶贫——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一道世界难题。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而是将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共同推进，使生存与生态从“对抗”走向“共赢”，实现了“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扶贫的道路，用实践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

　　炎炎夏日，毕节迎来旅游旺季。绵亘的青山、逶迤的绿水挡住了骄阳的炙烤，全市平均气温仅为21℃，清新空气里飘带着淡淡花香，成为人们向往的“避暑天堂”。

　　随着百里杜鹃、织金洞、草海湖、韭菜坪等精品旅游区的大力推介，“洞天福地、花海毕节”的名头也越叫越响。2016年，毕节全市接待游客5494.2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44.46亿元，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接近30%。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被联合国评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由于过度垦荒导致水土大量流失和大面积石漠化，生态濒临崩溃与积贫积弱、人口膨胀一道成为毕节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

　　“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名字就决定了毕节一开始就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而是将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共同推进，使生存与生态从“对抗”走向“共赢”，实现了“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扶贫的道路。

　　据统计，30年来，毕节市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石漠化综合治理等10多项生态建设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20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年均增长1%以上。到2016年底，全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0.28%。

　　可是，要扶贫，钱该怎么挣？地退了，人到哪里去？

　　毕节市开创了“五子登科”的立体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山顶种植松杉柏涵养水源“带帽子”，山腰种植经济林木增加收入“系带子”，山下抓调整结构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铺毯子”，富余劳动力务工创业“挣票子”，增收致富建设美丽乡村“盖房子”，实现山、水、林、田、路、房的综合治理，形成了“大生态”的扶贫机制。

　　好生态终成生产力。通过整合林业、扶贫、移民等项目和资金，毕节大力发展特色经果林、中药材、高山生态有机茶等产业，打造出了中国“核桃之乡”“樱桃之乡”“天麻之乡”“竹荪之乡”“贡茶之乡”等品牌。截至2016年底，全市发展经果林331.25万亩、林下经济150万亩，林业总产值达到193亿元，覆盖贫困人口38万人。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绝不是一对矛盾，恰恰能够相互促进。赫章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63万亩，坚果产量3万吨，年产值达12亿元，农民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满山青翠的核桃树，又为长江、珠江上游打造了良好的生态屏障。

　　依托生态资源，旅游扶贫和文化扶贫就有了基础。七星关区砂锅寨村依托周边万亩林场，集中连片种植玫瑰150亩、薰衣草100亩，打造观光花卉基地。织金县官寨乡小妥裸村村民在非遗传承人蔡群的带领下，利用苗族蜡染技术，办起蜡染博物馆，直接带动200人就业，人均年收入从5000元提高到4万元以上。

　　对于“下山”的农民，毕节则通过盘活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三块地”，衔接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三类保障”，统筹解决就业、就学、就医“三大问题”，建设经营性公司、农耕场所、公共服务站“三个场所”，探索集体经营、社区管理、群众动员“三个机制”，让搬迁户有事可做、有钱可赚。

　　回望三十年，筚路蓝缕；脱贫决战路，玉汝于成。在中国创造“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大规模减贫的中国奇迹”的征途上，在一个“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地方，毕节一马当先，蹚出了一条老少边山穷地区科学脱贫的道路。脚下有路，信心满满。毕节市市长桑维亮说，我们要凝聚起决战贫困、提速赶超、同步小康的力量源泉，到2018年，毕节一定能实现省级“脱贫摘帽”；到2020年，毕节一定能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展望未来三年，我国脱贫攻坚的挑战越来越大，未脱贫的人口贫困程度更深、未脱贫的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更弱，毕节的经验更显得弥足珍贵。“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在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新经验”，从试验区到示范区，毕节一路担当，定不负总书记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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