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文龙朱海洋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尤其是省会杭州，还有贫可扶吗？记者在杭州采访发现，最近四年来，该市聚焦山区纯农这一“夹心层”群体，已投入资金近1亿元，通过培育高效适度规模纯农和特色统一服务组织，来破解山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之困，成效十分显著。

　　杭州下辖13个县市区，主要分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以来领跑全省乃至全国，但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明显。为了加快城乡区域统筹发展，近十年来，杭州相继设计并出台了“联乡结村”“区县协作”等工程，有效促进西部山区实行扶贫。2013年，关注到纯农持续增收难困局，杭州启动了名为“发展经作产业促进山区纯农户增收”的工程项目。

　　所谓纯农，即是在本乡土本依托农业资源和家庭开展农业生产、农业务工，农业收入为其重要来源的农户。在杭州市农业局局长程春建看来，由于资源禀赋等原因，相比其他地区农民，山区、半山区的纯农处于更加贫困的处境，既够不到扶贫标准，往往难以享受扶贫政策，也得不到多数支农政策的惠及，是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夹心层”。

　　实际上，随着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及一系列扶贫政策的落地，反而是部分山区纯农的增收问题，成了整个杭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所在。依靠什么来扶贫？杭州认为，高科技、大投入的项目，山区县市各方面都不具优势，对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素质较低、资金实力薄弱的山区纯农来说，也很难接手。细致研究后，杭州把视角移至茶叶、蚕桑、水果、中药材、花卉等经作产业，将目标帮扶人群则锁定在具有一定增收资源、劳动力条件和接受带动能力的农户，希望通过产业发展，促农增收。

　　如何帮扶？记者采访发现，杭州的方法是：抛掉传统“撒胡椒面”式的扶贫模式，变为“输血”与“造血”双管齐下，一方面，根据不同人群、障碍因子和产业节点，制定政策、分类指导，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基地的建设，示范组织、统一服务平台的搭建，以及统一共用品牌的引导，破解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瓶颈制约，让扶贫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山区农业高度碎片化，加上基础薄弱，产业化程度自然十分低下。为了推动集聚化发展，杭州对在同一区域集聚区内，种植优新品种100亩以上的基地予以扶持，并配套解决沟渠、园道等配套设施。如此一来，既优化了品种结构，又提高了发展层次。

　　淳安县金峰乡五龙村果农叶根根种有120亩果园，在项目帮扶下，2013年，园区内825米道路得以硬化，如今光用工、用药成本，每年就可减少8万多元。

　　示范服务中心的构建，是杭州破解“夹心层”农户增收的最大亮点。根据各大经作产业的薄弱环节，杭州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帮扶主体搭建平台。正是这些公共服务组织的构建，及时、有效地弥补了产业发展初期的痛点和断点。记者看到，从茶叶的炒制服务、小蚕的共育服务、蚕茧的收烘服务，再到果品的产后处理服务、高效适度规模生产服务，以及中药材的收购与初加工服务，这些服务示范中心均由主体投资完成，必须达到相关服务能力要求，方可获得项目扶持。

　　地处建德市大同镇的徐韩村，几乎家家种桑养蚕。2013年，在项目帮扶下，大同小蚕共育服务中心成功创办，一期可供500张以上蚕种共育使用。据介绍，小蚕共育既能节本，还能增产，3年下来，由于有了这个服务中心，蚕农人均养蚕收入达到2.6万元，比未实施前提高4000多元，被周边蚕农一致叫好。

　　产业发展，归根到底体现在效益上，而整个产业链上，后端品牌营销一直是农户们的最大短板。因此在帮扶手段上，杭州通过对包装印刷、品牌推介环节的资金扶持，鼓励引导有品牌意识、有品牌影响力的主体，通过统一收购、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和统一销售，来带动山区散小纯农户进行溢价销售。目前，杭州已实施了11个统一共用品牌带动项目。

　　程春建总结认为，山区纯农增收工程项目的意义在于，通过精准定人、分类指导、分层施策，在群体和产业节点上靶向攻克，突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突出共同服务和共用品牌提高产业效益，突出利用多元化平台扩大留守农民的增收渠道，有效地解决了分散经营的山区纯农户技术水平低、经营规模小、市场适应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了解到，4年来，杭州共发展了优新品种1.7万多亩，建成公共园道超过12万平方米，帮扶统一示范组织50家，已有14万人直接受益，另外通过产业带动和辐射，还有15万人间接受益。

　　一组针对从事特色经作产业群体的统计数据显示，通过项目内外比较，项目内农户人均收入年增幅快于项目实施外周边农户人均5个百分点，户均每年增收5000元。“夹心层”群体的增收，让整个杭州纯农低收入农户得到有效带动：2012年，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为6008元；到了2015年，达到了9354元；2016年，预计将达到1.1万元以上，年增幅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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