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康乐县扶贫困局:精算“面子”却难兴产业）

　　28岁的杨改兰，在杀死自己的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丈夫在料理孩子、妻子的后事后，也服毒自杀——这场发生在康乐县的悲剧，让公众震惊，人们心痛不已，却又无法理解。

　　虽然目前没有多少直接的证据，但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一切与当地的贫穷有关。舆论聚焦之下，康乐县的扶贫瑕疵被曝光。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区内的国家级贫困县，仍艰难地行进在一种近乎“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极为有限的产业，几乎仍停滞在初级阶段，且回报率极低，这让扶贫工作异常艰难。

　　9月16日，当地对杨改兰事件进行通报，六名干部受到处分。通报还指出“杨家家庭成员之间矛盾复杂、思想隔阂严重”，但同时承认“对杨家危房改造工作不深入”“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

　　就扶贫工作，通报称：“基层在贫困户识别和退出过程中有简单化操作的问题，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享受低保，没有综合考虑杨家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粗糙，缺少对杨家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扶贫典型村的“算法”

　　在山间的梯田里，人们仍在用牛拉犁的方式，耕种冬小麦。从康乐县城沿省道311一路向南，穿行在山地与丘陵间30余公里，景谷镇便出现在山谷之中。

　　阿姑山村位于一处山顶。8月24日，杨改兰惨案发生后，当地乡镇干部和公安民警进驻。9月9日，国务院扶贫办小组也进驻调查。9月8日，康乐县官网通报：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均为钝器所伤致死，其中四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仅3岁，杨改兰与丈夫李克英则是服毒身亡。

　　按照该村脱贫攻坚图显示，该村人均年纯收入3015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该村的脱贫力度大跨步。建档的73户中，67户被算为预脱贫户。也正因此，阿姑山村曾成为康乐县精准扶贫的典型村。在景谷镇党委一位高姓副书记看来，阿姑山村作为该镇最贫困的村子，目前的面貌已经正在发生变化。

　　数据之外，可见的变化也出现一些公共设施上：村社主干道硬化、道路防护，暖棚、文化广场和村办公场所等，都焕然一新。此外，村里有15户危旧房改造。

　　这是过去两年总投入447.5万元的成绩。新成立的发展互助社，更像是一个周转资金的平台：政府出资50万元，企业资助20万元，村民自筹11万元共计81万元，全部用于村民在种养殖方面发放互助贷款，年利率为5厘左右。

　　硬件变好了，但村民认为这种表面变化之外，大部分村民仍然是种庄稼靠天吃饭的状态。

　　阿姑山村一户条件稍好的村民杨超(化名)告诉记者，他家六口人，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一年挣的钱不够孙子孙女花销。他与妻子在家侍弄十一二亩地，一年到头也存不下三四千元。对于政府所认定的人均三千元收入，他感觉到那肯定说的是毛收入。他表示，尽管吃穿不愁，但手里总是没有余钱。儿子当年结婚借的十几万元，至今还未还完。

　　杨改兰家未能被评为贫困户，官方通报认为其收入数据确实无法纳入范围。更指出当地自2013年起，6次对杨家做出危房改造动员，但因杨改兰的父亲杨满堂以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少、自己拿不出钱为由，至今未进行危房改造。

　　在当地村民看来，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贫困标准，对于一个四代同堂的八口人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太低的“低标准”。据本报记者了解，为了实现脱贫任务，一般农户家纯收入中，种粮食、养黄牛等也被算进入收入中，这种做法不被农民所理解。

　　当地有农民告诉记者，阿姑山村平均每口人有耕地2亩，一般人家五六口人，最多年产粮食两千余公斤，但大多为口粮，能够出售的只有不足一半。且出售粮食换得的钱还得用于种子、肥料等开销。家中所养的黄牛，基本上不能算作商品牛，只能算生产工具，因为山区耕种还靠延续千年的老牛拉犁。

　　事实上，据本报记者调查，在基层，几乎是干部全动员进村包干扶贫，并按照当地任务指标，被分配给包干干部。而为了完成指标任务，脱贫户的纯收入情况算法也大有文章。往往一些类似家庭口粮、已经被农民视为生产工具的黄牛的价值也被视作收入。但是这些价值其实在农户看来，是不会随意变现的。

　　产业突破困境

　　据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2015年康乐县全县预计完成生产总值19.3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52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310元；大口径财政收入1.67亿元，财政支出17.31亿元。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与大部分贫困县一样的是，该县的公务员、教师等工资基本靠转移支付维持。一个科级干部每个月3000余元的工资，要在县城购一套100平方米的买的商品房，得十几年不吃不喝。在康乐县城，每平方米商品房约4000元。康乐县一位要求匿名的干部向记者表示，几年前他花了月40余万元购买一套房子，现在月供2000多元，真是压力山大。

　　在康乐县当地多位生意人看来，康乐县除了县城内有十来个被开发的楼盘外，最大的产业就是劳务输出，其次是肉牛养殖、中药材种植以及苗木栽培等产业。

　　当地距离县城较远的某村庄，全村约70个青年，90%以上常年在外地打工，其余的则在家搞养殖，养牛、种当归。

　　事实上，在康乐县，这个缺少工商业发展的小县，旅游、劳务、肉牛、育苗等被作为支柱产业发展。但是所有产业体量小、带动效应不明显，则是现实的困难。

　　据康乐县政府人士介绍，从2015年起，该县初步确定了以旅游产业为引领，以肉牛、劳务、育苗、中药材产业为支撑，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的思路。

　　不过在阿姑山村，一户养牛户家里的牛棚里，记者并未看到牛。设在主房门外的牛棚内，已经成为柴草棚。该户人家称，当地人养两三头牛，基本上是用于种农田。要说收入，就是指望一年母牛生一个小牛崽，能卖点钱。对县上统计的，农民人均在肉牛上收入1000元，这户人家表示，可能没有这么多吧。

　　在该县，中药材种植也被当成重点扶贫产业，但去年全县在该产业方面的收入体量不过数亿元。景古镇王家沟村，药材种植户王诚(化名)告诉记者，他家种当归三亩，每亩当归投入近4000元。收成好的时候，每亩约收200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不过种几亩药材，也仅能贴补家用，并不指望致富。在他看来，中药市场价格时高时低，种植风险农户难以把握。临夏州统计局有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从该县上述各产业具体情况看，其旅游产业仍在开发阶段，肉牛、林木等产业，均为生产模式粗放分散的小农发展形式。目前看，当地仍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阶段。在特色产业如肉牛、中药材方面，缺少深加工企业带动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现实困难。由此，该人士建议，当地应加大特色涉农深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合理布局特色农牧产业化项目。

　　生态扶贫之难

　　据了解，康乐县地处的临夏自治州及周边市县，都是连片的老少边穷区域。该区域曾是古“丝绸之路”南路重镇，目前是多民族交汇的重要地区。目前，该州是典型的民族贫困地区，州内8县市均为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片区扶贫重点县。2013年，全州甄别建档立卡贫困村560个、贫困人口56.1万人、贫困面32.4%。即使到2015年，该州生产总值仅为211.41亿元。 该州一位扶贫干部坦言，该州的经济总体量，甚至还赶不上中部省份的一个大镇。可以说，康乐县基本上是个无工业的生态县。在这些民族州县扶贫，也只能依靠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及养殖等特色产业。 然而，这些特色产业尽管在生态上大做文章，但其产业体量偏小、带动致富效应慢的现实，给当地群众致富带来困难。

　　据本报记者了解，事实上，作为连片贫困地区，临夏州近年来在扶贫方面，施行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企业帮扶等扶贫开发举措。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临夏州累计争取投入国家、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7.32亿元，实施财政专项扶贫项目1200个。其中包括，投资7.94亿元实施整村推进项目520个。

　　其次，当地还启动了企业帮扶工程。比如，临夏州有12户企业与677户贫困群众开展了帮扶式参股经营，有380户企业以认领资助危旧房改造、捐资乡村道路建设等方式参与扶贫开发。

　　另外，当地还按照“政府+企业+社员+其他”的模式，建立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1024个，累计发放借款11.91亿元。前述阿姑山村亦成立了一个互助社。不过，这种村级互助社，在农村产业帮扶方面发挥的效应并不很大。康乐县景古镇有中药材种植户告诉记者，互助社能借给每户村民的资金仅几千元，而发展几亩药材成本高达上万至几万元。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康乐县农村，普通农户结婚彩礼高达十几万元，这已成为农家沉重的负担。当地有村民称，一般农户儿子娶媳妇，成为致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上述王家沟村王姓村民有两个儿子已到娶亲年龄，但几十万元的彩礼钱，成为这个家庭最发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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