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朱村明清古建筑一景。 　　凌宗雁攝 　　圖②：朱村檔案館保存的黨建材料。 　　資料圖片 　　圖③：柳編藝人在臨沭縣“朱村柳韻”田園綜合體編制工藝品。 　　房德華攝

引子

麥收時節，遍地金黃。一條人工河，風光旖旎，分沂（河）入沭（河）。兩側楊樹林，密密匝匝，洒下斑駁光影。記者在林間穿梭，宛如行進在畫中。

畫的盡頭，就是山東省臨沂市臨沭縣曹庄鎮的朱村。

朱村是個“紅色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在此工作、戰斗過。1940年初，八路軍的兩支隊伍進駐朱村，村民騰房子、籌軍糧，朱村成為堡壘村。1944年除夕，日偽軍突襲朱村，一一五師老四團“鋼八連”官兵聞訊趕到，浴血奮戰，保衛了朱村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打那時起，每年大年初一，鄉親們都要把第一碗餃子捧給烈士。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來到朱村，觀看這個抗戰初期就建立黨組織的支前模范村村史展，了解革命老區群眾生產生活。總書記強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不能忘記那些為新中國誕生而浴血奮戰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記為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區人民。

歲月留痕，留下了歷史。朱村建成了山東省第一個村級檔案館，分門別類，收藏了會計、土地、文書、組織等10類7000多卷（件）檔案，較為完整地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前后迄今的歷史軌跡。

近日，記者走進朱村檔案館，透過一頁頁泛黃的紙張，仿佛穿越時空，尋覓到了朱村人拼搏奮斗的精神源泉，也看到了一個革命老區小村庄70年的巨變。

五張清朝農業稅票

征收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退出歷史舞台，多予少取放活，鄉村好戲連台，“是黨的好政策讓農民過上了好日子”

王經臣今年70歲，皮膚黝黑，滿頭白發，走起路來，腳底已經沙沙作響，提起村史，卻如數家珍。

朱村曾屬郯城縣，后歸臨沭縣。說起來，朱村有些“名不副實”：全村無一戶朱姓，近九成農戶姓王。明朝正德十五年，膠州人王隨遷徙到此，娶妻定居，繁衍生息，終成望族。因村東沙丘被道路環繞，呈九龍戲珠之勢，得名“珠村”。后因村民崇尚朱子哲學，改為“朱村”。

王經臣早年務農，改革開放后，從事個體經營，1998年賦閑在家后，東奔西走，搜集村史和抗日戰爭相關史料，2012年參與村史館籌建，成為義務講解員，人稱“王館長”。

走進朱村檔案陳列展室，王經臣來到一個展櫃前，指著5張皺巴巴的紙條，神色得意，“這個物件，不少來參觀的人都說沒見過！”

5張紙條，抬頭名稱為“上忙執照”，有的已殘缺不全，字跡也有些模糊，依稀可辨“山東省沂州府郯城縣為征收錢糧給發執照事今據，王淳完納咸豐六年地丁銀”等字樣。“這是清朝的農業稅票，那時的農業稅稱為地丁銀。”王經臣介紹。

作為一種在農村征收、來源於農業並由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賦，農業稅在中國延續了2600多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

1951年，朱村第一次將地畝產量登記入簿，改變了以前估算產量和賦稅的歷史。

從現存賬本看，朱村的完整記錄始於1953年。從那年起，朱村的糧食生產、分配預算決算方案、征購糧、農業稅等收支分配賬，被幾代會計忠實記錄並妥善保管下來。比如，1956年，朱村糧食總產量28.08萬公斤，交公糧2.72萬公斤，包括小麥、谷子、稻子、花生等﹔繳納農業稅4732.76元。

王經臣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土地產出率低，小麥畝產隻有兩三百斤，一年隻種一季。很多人以地瓜、野菜、樹葉為主食，少年時的他，吃不飽是常事。1961年、1962年，因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朱村免交公糧和農業稅。

朱村的戶口檔案保存完整，這些檔案始於1958年7月7日，每戶一頁，登記姓名、年齡、籍貫、文化程度等信息。

記者查到，一個叫王朱建的村民，給孩子取名為大米、小米。“起這樣的名字，就是希望孩子有飯吃、別餓著。”王經臣說。

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到了70年代，村裡小麥和秋玉米、高粱輪作，糧食大幅增產，王經臣們終於吃上了飽飯。1975年，朱村糧食總產量達到60.96萬公斤，征購公糧4.67萬公斤，繳納農業稅3939元。

進入80年代，小麥已經成為農民的主糧，地瓜、玉米等淡出餐桌。交糧也不愁了，1982年，朱村糧食總產量109.25萬公斤，征收任務為3.3萬公斤，實際繳納公糧11.65萬公斤、農業稅4635元。

1983年起，已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朱村，公糧任務也按照承包人口分配到戶，村裡隻負責發任務通知單，需農戶自行到糧管所繳納公糧，可以多交，不能少交。多交部分，國家按議價糧付款。富余部分，農民也可以拿到市場買賣。“從這年起，朱村的會計報表就簡單多了，村干部的擔子也越來越輕。”當過生產隊會計的李廣茹說。

進入新世紀以來，連續16個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多項重大涉農政策密集出台，力度大、覆蓋廣。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對中國農業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

翻閱著老賬本，李廣茹感慨萬千：“現在種地不但不再交稅，還要倒補哩！”到2016年，朱村每年種植小麥1287畝，國家補貼每畝每年125元，良種補貼每公斤1.34元，農用柴油每畝補貼10元。“是黨的好政策讓農民過上了好日子。”李廣茹笑著說。

一場“民告官”官司

一份土地檔案，打贏了一場官司﹔一顆“定心丸”，煥發現代農業的蓬勃生機

咚！法槌在桌子上清脆落下。

臨沭縣曹庄鎮朱村勝訴！2001年，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大官庄水利樞紐閘管所垂頭而歸。

因為非汛期蓄水，造成農田被毀，朱村糧食絕產。案子成敗的關鍵，是朱村的一份土地檔案。

1951年，一項重點水利工程項目在沂河和沭河之間實施：開挖“分沂入沭”水道，實現沂、沭河洪水東調南下，縮短入海距離，統籌解決魯南、蘇北洪水出路。

但是，這項工程卻讓朱村遭遇一次大災。1998年4月，大官庄水利樞紐閘管所的一次蓄水，導致朱村近千畝糧田被淹，小麥絕產，殃及全村1/4人口。

多次調解未成，翌年秋，朱村將沂沭河管理處、大官庄水利樞紐閘管所告上法庭。

法院一審判定，由沂沭河管理處、大官庄水利樞紐閘管所負全責，被告方不服，認為“涵洞漏水是工程質量問題，不應只是管理單位的責任”“其中被淹的200多畝，不是村民的土地”，提起上訴。

二審開庭，一本《土地房產所有証存根》拍在桌子上，“不是我們的土地？看看我們登記入冊的房屋土地確權憑証！”朱村農民理直氣壯。

對方捧起憑証，翻來覆去看了個遍，而后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這份土地確權存根，填於1952年1月7日，豎式排版，毛筆書寫，小楷字工工整整，每戶一頁，裝訂成冊，共有8冊。其上戶主姓名、人口和土地畝數、坐落、種類、四至、長寬尺度以及房產四至信息一目了然，十分詳盡。這些存根的原件，保留在每戶村民手中。

一份土地檔案，打贏了一場官司。“存檔在朱村成了一件大事，真有實實在在的好處哩！”王經臣喜不自禁。

這份土地確權憑証，是1951年根據當時的土地改革法精神，按人口統一分配土地的原則，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確保全村人人都獲得了同等的土地。當年12月，全村所有農戶都領到了這樣的土地房屋所有權証，這也意味著朱村土地改革工作全面結束。1955年開始，朱村人以土地作股，先后加入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

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安徽小崗村走向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須尊重農民意願，始終是農村改革的基本遵循。1982年底，朱村徹底實現包產到戶，以家庭為單位生產，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還可以自由買賣，農民生產積極性迸發。

包產到戶，土地分配公平公正是關鍵。為確保公平，第一輪承包到期后，1992年，朱村又按照宅、田、場、園統算的原則，再次調整土地，使分配更為合理，也為后來的土地流轉打下了良好基礎。

但不管怎麼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為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障農民利益，1997年，國家出台政策，在第一輪承包的基礎上，再延長承包期30年不變。

現在，朱村每家又增添了一個新本子，紅色封皮，燙金字體，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証》，家家戶戶小心翼翼收藏。

隨著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農民外出打工漸成常態，農村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成為趨勢。但是，承包地被大戶、企業流轉了去，自己的土地權益如何保障，農民心裡難免犯嘀咕。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証工作。嘗過了土地確權的甜頭，朱村村民紛紛拍手叫好：自己的承包地流轉出去，再也不用擔心“丟”啦！

在這張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証上，包含了承包人信息、地塊名稱、編碼、四至以及是否基本農田、承包期限等詳細信息，白紙黑字的法律憑証，給了農民十足的底氣：有了本本，農民即使進城買房落戶，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依然能得到保護。

近年來，朱村的現代農業蓬勃發展，村民不僅每年可獲得一畝地1000元的流轉租金，還能在園區上班當工人領工資。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讓農民吃了顆‘定心丸’，心裡踏實著呢。”村支書王濟欽表示。

兩位省勞模

朱村的獎狀和書，連同那戰天斗地的艱苦創業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檔案館中，“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

檔案陳列展牆上，挂著幾張獎狀，其中有張特別養眼。

獎狀名稱是《小麥豐產獎狀》，上書：“獎給一九五九年小麥豐產先進單位郯城縣曹庄人民公社朱村生產隊”。頒發單位是“中共山東省委 山東省人民委員會”，落款時間是1959年9月12日。

字體飄洒圓秀，筋骨峭拔，是舒同體。記者猜測，這是集舒同的字體印刷的。

“哪裡！”王經臣大笑，“這是時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舒同親自寫的！”

真是被毛澤東稱作“黨內一支筆，紅軍書法家”的舒同寫的？記者趕緊湊近細看。沒錯，有毛筆手書的痕跡。

當年，朱村小麥大豐收。第八任村支書王經選因此被評為山東省勞模，去省城濟南領獎時，帶回了這張獎狀。

“北京來參觀的好幾位專家教授都說，你們這獎狀可值錢啦。”王經臣津津樂道。

其實，王經選從省裡帶回的，不止這一件“寶貝”。

2014年正月初六，臨沂鵝毛飛雪，天寒地凍，幾個人冒雪前行，匆匆趕到朱村。

見到王經臣，他們急切地說：“我們是市委組織部的，來借一本書。”

書？王經臣有些詫異。

“對，1959年《山東省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典型材料》。”來人解釋道，“現在臨沂僅存你們這一本了，要抓緊留檔保存。”他們借走書后，復制了一本，又將原件完璧歸趙。

這本書，現在擺放在檔案陳列展櫃裡，比磚頭還厚，內頁紙張粗糙，打眼裝訂，用線穿起來。書中，收集了當年全省207個先進單位的典型經驗，參會人員各得一本。

說起朱村所獲的榮譽，王經臣用手一比劃，“朱村的獎狀，有厚厚一摞哩。”僅1959年至1960年，朱村就3次受到山東省委、省人民委員會表彰。朱村的獎狀和書，連同那戰天斗地的艱苦創業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檔案館中，“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王經臣說。

當年，為了“分沂入沭”工程，朱村土地變得凹凸不平，農業生產甚至出行都備受困擾。但村民們就像當年支持八路軍一樣，支持工程建設，不等不靠不埋怨。隨后，朱村群眾一頭扎進農活裡，填土方、修河堰，整田造地，用挖河的棄土，將村前村后的廢舊窪地填平，並將挖河培堤時零星佔壓毀壞的土地恢復整理，硬是造地400余畝。

2011年，王濟欽當選村支書，第一件事，就是修建朱村檔案館，重建朱村抗日戰斗紀念園，讓“鋼八連”的故事流傳下去，讓軍民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鑄就的沂蒙精神代代傳承。

多年來，這一精神力量已經在朱村人心中生根發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迸發出新的活力。

農閑時，朱村人多到周邊縣城打工，靠著勤勞的雙手，增加收入。走得最遠的一戶到了新疆，在當地干建筑承包，還有兩三戶通過做服裝、家電生意，后來成為富戶，資產千余萬元。

2012年開始，王濟欽通過土地流轉，先后種植近千畝葡萄園和梨園，建成朱村現代農業示范園，畝均收入最高達到2.4萬元。今年，還有一家外地服裝廠來村裡投資，目前已經投產。

這些年，朱村所獲的榮譽，從省級走向國家級：

2013年11月，成為“全國美麗鄉村創建示范村”﹔2016年11月，被評為“國家級傳統村落”﹔2018年1月，捧回“全國文明村”牌匾。

2013年，王濟欽被評為山東省勞模。現在，他又有了新藍圖：繼續挖掘現有的清代民居、紅色文化教育基地等旅游資源，保護傳統村落，傳承紅色基因，讓老百姓過上更紅火的日子。

一支過硬的隊伍

“三會一課”制度堅持37年，“夯基壘台，久久為功，方能結出累累碩果”

朱村為什麼能長期保持先進？記者向王濟欽討教。

王濟欽沉吟片刻：“關鍵是基層組織建設得好，有一支過硬的隊伍。”

早在1939年春，朱村就成立了黨支部，是臨沂市最早成立黨組織的村庄之一。創始人王經奎，是首任村支書，1941年任濱海軍區臨沭獨立營二連連長，1946年奉命組織率領干部工作連支援東北，行進途中遭敵突襲，為掩護同志，英勇犧牲，年僅33歲。在陳展室牆上，挂著8位烈士的簡歷，他們有的血洒抗日戰場，有的獻身解放戰爭，犧牲時最大的33歲，最小的僅19歲，還有一位25歲的女性。

朱村黨支部抓黨建從不含糊。從60年代起，朱村就開始建組織檔案。檔案館裡，歷年來的組織建設登記表、支委會意見草案等記錄十分完整，裝訂簡陋的黨員考評登記表、點名冊一應俱全，基本情況清清楚楚，均用毛筆工工整整謄寫。

一份手寫的《關於堅持“三會一課”制度的意見》，吸引了記者目光。這份《意見》寫於1982年12月30日，“黨員大會每月的月底召開一次，主要總結檢查一月來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情況和一月來的工作，部署下月工作計劃。黨的支部委員會每月的28號前召開一次……黨的小組會議每月20號左右召開一次……每月初上一次黨課……”

王濟欽說，除了農忙季節，“三會一課”制度一直堅持至今，現在更規范。

80年代，普法工作在全國鋪開，朱村一些人不以為意，推三阻四，不願參加教育活動。如何吸引他們來聽課？村黨支部動起了腦筋。

當時，村裡有兩座磚窯廠，經濟效益不錯，集體年收入五六十萬元。村裡拿出2000多元，托人從遼寧錦州搬回一台大彩電，浩浩蕩蕩，敲鑼打鼓送到村部會議室。

那時，電視機還是個稀罕物，村民們眼睛都瞪圓了。每天晚上，隻要電視一響，不用通知，村民把飯碗一撂，呼啦啦坐滿一屋子，擠不進屋的，就在窗外踮腳伸脖。待到人齊了，“吧嗒”一下，關掉電視，開始普法。講完后，繼續看電視。時間一久，村民們對普法課聽得津津有味。

細雨潤無聲。這些普法真起了作用，朱村曾經連續7年無刑事案件，被縣裡評為文明村。

后來，這台彩電還被用來播放黨建錄像帶、碟片等，成為組織建設的重要載體。

“夯基壘台，久久為功，方能結出累累碩果。”王濟欽說，朱村近些年每年都會發展三四名黨員，全村現有黨員84名。

“我寫了很多次入黨申請書，一直沒有實現願望。2016年67歲時，終於入黨了！”王經臣臉上寫滿自豪。

《 人民日報 》（ 2019年06月14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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