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過坎取扶貧“真經” 三位扶貧干部的“追夢人生”

　　▲江英弟駐村前和駐村后的對比照片。

　　▲呂文忠在幫村裡的老人干農活。

　　▲張俊強(左二)在貧困戶家中了解情況。

　　 “用心做好每家的小事,每家就會用心做好村裡的大事。”

　　 “第一書記要有一身俠氣,能給村民辦成事,為村民撐腰,就能贏得信任。”

　　 貧困村大多是留守老人。代溝是年輕第一書記們扶貧路上最大的障礙。可他們暫別城中小家,融入農村大家,圓各自的“扶貧夢”。在這條路上,他們爬坡過坎,品嘗到別樣的苦辣酸甜,卻取到了帶領群眾脫貧的“真經”,帶走了那一縷心牽一方水土的鄉愁

　　 記者王文化、呂夢琦

　　 “風吹開夏花,風吹落秋葉,追夢的人啊,走得那麼遠。”這是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主題曲中的歌詞,描寫的是機關干部馬向陽的駐村經歷。

　　 現實中,也有這樣一群第一書記,暫別城中小家,融入農村大家,去幫群眾圓“脫貧夢”。在這條路上,他們爬坡過坎,品嘗到別樣的苦辣酸甜,甚至改變了容顏,隻為取到帶領群眾脫貧的“真經”。

　　 不久前,記者深入山西省多個貧困縣採訪,記錄了3位第一書記駐村扶貧的“追夢人生”。

　　 700多個日夜改變了“容顏”

　　 見到江英弟時,她的臉色有些憔悴,頭發也略顯凌亂。兩年的駐村時光,在她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記:白皙的皮膚晒得黝黑粗糙,艷麗的妝容換成了素面朝天,頭上也添了不少白發。

　　 每次碰到熟人,那種吃驚的詢問語氣都讓江英弟有點尷尬,但她從未后悔。採訪中,她“我們村這”“我們村那”講個不停,流露出一種自豪感。

　　 “我扶貧的那個村雖然不大,卻是我這麼多年來最大的舞台,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別人的生活,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愉悅。”江英弟說。

　　 江英弟是山西省人社廳派駐到五台縣東雷村的第一書記,她自小在城裡長大,沒吃過苦,沒下過村。2015年8月,迎著一路盛開的夏花,她來到東雷村駐村扶貧。最初,誰也不看好她能堅持下來。

　　 “剛來時,她化著妝,涂著紅指甲,細皮嫩肉,一看就是個城裡的嬌娃子。”至今,東雷村村民白書榮仍清楚地記得江英弟第一天進村時的樣子。

　　 女人化妝在城裡稀鬆平常,但在農村,人們卻看不慣,何況還是個女駐村干部。臉上抹成這樣,能扶得了貧?這種“嬌滴滴”的印象,成了江英弟駐村的第一道障礙。盡管她很想快速融入村庄,但出於懷疑,村民們都不願和她多交流。

　　 那段時間,江英弟感到很受挫,白天經常一個人在村子裡轉悠。到了晚上,一個人住在鄉下的恐懼又抑制不住地從心底冒出來。“頭3個月最難熬的就是晚上,一關燈到處漆黑一片,聽到一點響聲都嚇得不行,根本睡不著覺。”

　　 睡不著覺,江英弟就開始寫下鄉記,一遍遍看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看主人公怎樣挨罵、碰釘子,看他怎樣化解各種矛盾。

　　 伸手不打笑臉人。江英弟決定學馬向陽,主動到村民家裡串門。

　　 江英弟意識到,自己的裝扮和農村環境格格不入,於是她擦掉了口紅、指甲油,不再化妝,改穿最普通的衣服,讓自己看起來像村裡人。每次串門,她都不空手,也不買貴的東西。花錢雖少,打開的卻是人心。

　　 東雷村有位得重病的老人一直臥床不起,平時很少有人關心他。有一次,江英弟給老人帶去一份小小的禮物,讓他感激不已。這讓她感觸很深。

　　 “有一次,我從屋裡走出來,一回頭,看到他從床上爬起來,透過窗戶,吃力地朝我作揖,我當時眼眶一下就紅了。”“老百姓在乎的其實不是那點東西,而是你對他們的那份心、那份情。”

　　 在東雷村的第一年,江英弟做了很多這樣的小事。

　　 正月十五,她用1000支蠟燭擺成一個“福”字,和村民們一起過元宵節。在村委會的院子裡,她修了兩面牆。一面“愛心牆”,用來挂募捐來的2000多套舊衣服,方便村民們在無人時認領﹔一面“金榜題名牆”,上面公布孩子考上大學的家庭,用募集的教育基金給家長發600元獎金,激勵村民重視教育。

　　 “用心做好每家的小事,每家就會用心做好村裡的大事。”江英弟說,正是憑借這種“用心”,讓她在東雷村贏得了號召力,扶貧工作越干越順。

　　 過去,東雷村也扶貧。但村干部拿回杏樹苗、核桃苗,貧困戶不但不種,還直接當柴給燒了。而今年,江英弟組織村民引進白水杏,有的貧困戶就算借錢也願意跟著種。保守計算,每畝白水杏盛果期可產5000斤,收入上萬元,一旦大面積推廣,可帶動村民穩定脫貧。

　　 每天想法子搞產業、賣特產、給村民跑醫保報銷、爭取扶持……第一書記的工作有時瑣碎得讓人應接不暇,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會忙得暈頭轉向。這些點點滴滴,江英弟都寫在了她的下鄉記中。

　　 翻看她寫的200多篇下鄉記,裡面有連續工作8小時后疲憊不堪的落寞,有被村民誤解后委曲求全的淚水,有與婦女們跳廣場舞后肆意開懷的大笑。字裡行間,五味雜陳,卻收獲滿滿。

　　 700多個日夜的辛苦,換來東雷村一半貧困戶脫貧。褪去一身紅裝,江英弟黑了,土了,站在村民中間不再顯眼。但她卻更平和,更從容了。偶爾,有覺得她眼生的鄰村老人會問她:“你是誰家媳婦?”江英弟每次都笑著回答:“我是東雷村的媳婦。”

　　 “女干部該如何駐村?”對於這個問題,江英弟說,她沒認真思考過。但經歷告訴她,一定要有個村裡人的樣子,學會串門,把每家的小事當成大事,從感情上融入村民,這樣工作就好干了。

　　 一任不“過癮”再來一任

　　 九月的大同市天鎮縣,空氣中透著厚厚的涼意。風一吹,金黃色的秋葉紛紛落下。日頭已偏西,但葛家屯村第一書記呂文忠仍在帶著村民們大掃除,偶爾吆喝一嗓子,聲音傳得很遠。

　　 這個黝黑精瘦的小個子,有著與自己身材不相稱的大嗓門,兩眼中透著一股韌勁。

　　 “搞干淨點,臟兮兮的,咱們的餃子、帽子,誰敢買。”呂文忠一張口,在他身邊的村民郝玉嬋馬上抱怨:“呂書記,你調門低一點,耳朵都震聾了。”隨即,人群中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

　　 與江英弟不同,從部隊轉業到山西忻州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的呂文忠選擇了連任。過去兩年,葛家屯村變了,192戶貧困戶中有161戶脫了貧。但呂文忠覺得不夠,他想帶著葛家屯整村脫貧。

　　 從農村走出來,如今再回到農村,呂文忠感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北方農村大多十分相似,一切都看起來那麼親切。陌生的是,這裡的村民終究不是記憶中的街坊鄰裡。

　　 這種濃厚的農村情結,源自於他特殊的兒時經歷。

　　 呂文忠自小生長在甘肅的大山深處。兩歲時,因為貧窮,他被母親拋棄。16歲時,同樣因為貧窮,他拿著養母讓他到鎮上買油渣喂豬的10元錢離家出走。一路上,他在甘肅要過飯,在寧夏刷過盤子,在新疆摘過棉花,在內蒙古放過羊。直到19歲時,他才揣著掙的2600元錢回家交給養母,然后毅然去當兵。

　　 “在外3年,我受盡了貧窮的屈辱,我站在家門口的山頂上喊,呂文忠你一定要跳出這座大山,當兵是我唯一的出路。”

　　 盡管從部隊轉業后,呂文忠留在了山西。但多年來,那些曾經歷過的貧窮一直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憎恨貧困,更同情貧苦。所以,2015年聽說單位要選派第一書記駐村扶貧時,呂文忠第一個報名參加,被派到葛家屯村。

　　 葛家屯村位於天鎮縣東北角,人多地少,是有名的矛盾突出村。全村人口940戶2829人,目前貧困戶還剩31戶67人。

　　 第一書記見村民,要帶點“見面禮”。進村前,單位給呂文忠准備了一車“扶貧糧”。盡管呂文忠有思想准備,但進村第一天,村民們還是迎頭給了他一個“下馬威”:誰也不聽號令,一哄而上爭糧。

　　 兩年來,那一幕一直深深印在呂文忠的腦海中。這是他扶貧的動力,也是他連任的原因。他說,不能怪村民們,都是窮怕了。

　　 村子越大,往往矛盾越多,駐村扶貧起步也越難。爭糧,呂文忠不怕,無非是發糧方式不同。真正讓他犯難的是,當他一個人背著包入戶走訪時,貧困戶都不敢說實話。

　　 “我問他們,聽說村裡來了個第一書記,你們知道嗎?他們都說知道,給我們辦的事可多了。我隻能說,我就是新來的第一書記,第一天上門,咋給你們辦事啊。”

　　 村民們不敢說實話,是因為被欺負怕了。葛家屯村過去有水霸,村民們吃水都要花錢買,水價說漲就漲,誰不服,就得吃苦頭。呂文忠知道后火冒三丈,和駐村扶貧工作隊、新任村支書一起,硬生生把水井從水霸手裡“搶”了回來,讓村民免費吃上了水。

　　 在農村,能給村民辦成事,為村民撐腰,就能贏得信任。但要辦成事,有時也得學會斗智斗勇。這一點,葛家屯村民王艷弟打心底裡佩服呂文忠,覺得他“個子雖小,但有膽氣,賊”。

　　 貧困村男人娶媳婦不容易,大多怕老婆,農村出來的呂文忠深知這一點。他做事從不跟村民硬來,而是“群眾的矛盾,還得讓群眾自己來解決”。

　　 進村第一天,呂文忠就留意到一個細節。村裡的女人大都喜歡跳廣場舞,但一不專業,二沒場地設備,基本上是瞎跳。呂文忠先給村裡修了廣場,然后組織婦女們成立了天鎮縣第一家農村女子鑼鼓隊,申請1萬元錢給她們購買了服裝設備,請專業老師教她們跳舞,組織她們外出表演,掙了7萬多元錢。

　　 能娛樂,能掙錢。搞活一個小小的廣場舞,一下子讓婦女們站到了呂文忠一邊,都願聽他講話。

　　 去年,葛家屯村修路,要佔地。可地裡玉米長勢正旺,村民們擋著不讓修。呂文忠隻好找鑼鼓隊的婦女們,“請大嬸大姐們幫個忙”。結果第二天5點鐘,一幫婦女們揮舞著鐮刀到田裡,二話不說,把玉米直接給砍了,誰家男人也不敢吭氣,路順利開工建成。

　　 路通了,心齊了。呂文忠趁熱打鐵,組織婦女成立了手工餃子合作社,村裡還引進了一家帽子加工廠。眼下,呂文忠正在幫葛家屯村把手工餃子打入山西56個高速服務區,一旦成功,每天可銷售近3000斤水餃,提供50多個就業崗位。而帽子加工廠也已吸納22名貧困人口就業,每人每月收入2000元錢。

　　 “駐村干部如何在矛盾突出村打開局面?”呂文忠的經驗是,第一書記要有一身俠氣,給村民撐腰,承諾的事一定要兌現,善做婦女工作,這樣就能在村裡站穩腳跟。

　　 微店扶貧填平心中“代溝”

　　 在一條上坡的土路上,一個瘦弱的男子臉朝前,弓著身子走著,肩上挑著一擔水,一個老人在前面帶路。

　　 這是一張照片定格的瞬間。畫面中的男子叫張俊強,是呂梁市文水縣安監局派到興縣康寧鎮趙家溝村的第一書記。這個年輕人身高1米78,體重隻有59公斤。一擔水60斤,對他並不輕鬆。但村裡老人吃水挑不動,他隻能硬撐。

　　 1982年出生的張俊強是個典型的80后,即便生長在農村,也沒干過多少重活。

　　 他們這代人是“在互聯網中長大的第一代”,曾被貼上浮夸、任性、嬌慣,甚至是“迷惘的一代”等各種標簽。這意味著,張俊強駐村扶貧面臨的挑戰更大。

　　 貧困村大多是留守老人,60歲在村裡算是年輕“后生”。面對一群父親輩、爺爺輩的老人,代溝是張俊強最大的障礙。“這種代溝不是年齡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張俊強說,彼此眼界不同,觀念不通,想要想法一致難上加難。

　　 但當歲月沉澱、洗盡鉛華,這個80后在扶貧路上卻一點都不嬌氣、迷惘。

　　 趙家溝村坐落在一個很深的谷底,蔥蘢的樹木將村庄遮得嚴嚴實實。全村119戶344人,現在走得隻剩下29戶貧困戶76人。

　　 第一天進村,張俊強站在公路邊往下看了又看,怎麼也找不見村庄的影子。緣坡而下,破舊的窯洞、荒涼的街道隨之映入眼帘。張俊強感覺像是“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他發現,貧困戶並沒有把收獲的糧食賣掉,而是都堆在窯洞裡。一問才知道,不是不想賣,而是賣不出去。

　　 挑水種地不在行,張俊強卻熟悉網絡。他第一件事就是在手機上開微店,幫村民們賣小米。手機裡賣小米,老人們不懂,覺得這個后生“說瞎話”。可沒想到,張俊強的微店通過朋友圈轉發,很多素不相識的人紛紛加入進來,不斷有人給他電話、發紅包,有時半夜兩點還有人要買小米。

　　 最初,張俊強只是計劃賣1000斤小米,結果幾天時間就預售出去20000斤。“預售時隻管接單收錢,到發貨時才感受到了困難和壓力,去村裡收谷子,聯系運輸車和加工廠,定做包裝,一件件打包發貨,那段時間真是忙得暈頭轉向。”張俊強說。

　　 通過手機微店,貧困戶張補上賣出了600斤小米,每斤4元錢,一下就收入2400元錢。這讓他改變了對張俊強的看法,覺得“還是年輕人見的世面多”。去年,張俊強一共給村民們賣了4萬斤小米,2萬斤谷子,他分文不取,有時還得自己貼錢。

　　 在農村,磨坊是必需品。谷子脫了皮才是小米,玉米磨碎了才能做飯、當飼料。這不僅影響人們的一日三餐,也制約著生產。但過去,趙家溝村民得跑15裡路,到別的村去加工糧食。現在老人們跑不動了,再也翻不過一道道山梁。谷子就不再脫皮,一斤賣2元錢也沒人收,豬漸漸也沒法養了。

　　 張俊強琢磨著,一定要把糧食加工作坊建起來。給村裡開的微店已經有穩定的銷量,如果能有個加工作坊,村民們就能隨意加工糧食和飼料,不但能擴大小米種植面積,每戶貧困戶還能養幾頭豬,一年增加不少收入。

　　 今年,他四處爭取資金,終於購齊了機器設備,在村裡成立了糧食加工合作社。全村種植了100畝不施肥不打農藥的谷子,用石磨加工,注冊了自己的品牌。張俊強還與一家大學生創業平台達成年銷售100萬元的協議,他們負責策劃和銷售,趙家溝村負責加工和包裝,依托電商扶貧。

　　 每周,張俊強都要到村裡去轉一轉。剛入村時逢人就喊“大爺”,現在變成了直呼“老張”“老劉”。他說,稱呼變了,與老人們之間代溝也漸漸填平了。

　　 再過幾個月,張俊強的第二個孩子就將出生。幾天前,他抽空回到家中,第一次陪妻子做了產檢。他說,自己期盼著寶寶早日出生,也盼著趙家溝村早日脫貧。